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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的野生动物保护

2020-04-13 08:24 作者:刘永加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峻,引起了人们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视。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朝代,那时的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了,所以,滥捕乱猎野生动物是不允许的。我们不妨穿越回宋朝去看一看那时是怎么做的。

重视保护繁殖期的野生动物

远在夏周时,就已主张保护野生动物,要求田猎者遵守禁令,在许可的时节和地方狩猎,禁止捕杀幼龄动物和伤害鸟卵。这种传统到了宋代更是被发扬光大,宋太祖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明之。”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进行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要固定下来,每年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为了进一步保护鸟类的繁殖期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之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基层官吏要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据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宋朝保护野生动物的决心和力度。后来北宋朝廷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以及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禁止滥捕乱猎竭泽而渔

竭泽而渔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大忌,尽管宋代的野生动物保护做得十分到位,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因为滥捕乱猎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文人们常常出来说话。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的宋代诗人梅尧臣对于竭泽而渔破坏生态的现象十分忧虑,曾写《打鱼》一诗予以警戒:“插苇截湾流,寒鱼未能越。安知罟师意,设网遮其阙。不须芳饵悬,何待清歌发。所获胜纶竿,宁闻忧泽遏。”

而宋英宗时的状元、作家彭汝砺,曾官至吏部尚书。当时江西鄱阳城北有个土湖,该湖地理条件优越,西南连大江,东北枕平陆,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众所周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为土湖周围的百姓为了生活,千方百计在湖中采捕植物、鱼类等,很快就采捕而空,致使土湖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此后,人们再到湖中捕捞,“常时所得,方之往昔,十才一二,民日益贫”,致使老百姓更加贫困。彭汝砺得知这一情况后,经过调查了解,写出了一篇《土湖记》,对土湖的历史和现状一一和盘托出,呼吁进行保护。

正因为这样,宋朝廷十分注重出台保护措施。宋太祖曾下诏要求:“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宋太祖从自身做起保护野生动物,禁止进贡珍禽异兽,不失为制止捕猎野生动物的一个好办法。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二月,宋真宗曾下过一个《禁采捕山鹧鸪诏》:“山薮之广,羽族日繁。眷彼微禽,本乎善斗,致婴羁绁之患,以为玩好之资。悦目则多,违性斯甚。载念有生之类,务敦咸若之仁。属以阳春戒时,动植叶序。特申科禁,俾遂熙宁。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专门为一种珍禽——山鹧鸪下诏进行保护,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宋真宗甚至还下诏保护昆虫,可见宋真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良苦用心。

宋仁宗时,官宦富豪竞相奢侈,一时盛行戴鹿胎冠,致使鹿类横遭劫难,尤其是孕鹿遭到大量捕杀,惨不忍睹。对此种现象,宋仁宗没有放任不管,他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六月十五日下诏说:“冠冕有制,盖戒于侈心;麛卵无伤,用蕃于庶类。惟兹麀鹿,伏在中林,宜安濯濯之游,勿失呦呦之乐。而习俗所贵,猎捕居多,资其皮存,用诸首饰。竞刳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既浇民风,且暴天物。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宜令刑部遍牒三京及诸路转运司辖下州、府、军、监、县等,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及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捕鹿胎,并制造冠子。如有违犯,并许诸色人陈告,其本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采捕鹿胎人,支赏钱二十贯文,陈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支赏钱五十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这个诏书规定得很明确,对此类现象要求各级予以严厉打击,以保护孕鹿的正常孕育。其保护效果很明显,在《宋朝事实》中说,“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可是,到了南宋,鹿胎帽再次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服饰。宋高宗也很明智,于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八年(公元1138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连续多次颁布诏令“禁采鹿胎”“禁以鹿胎为冠”。

上下齐心倡导和践行放生

宋代在推出各项保护措施的基础上,提倡开展放生活动,北宋历代皇帝多次下诏书放生,其中宋真宗就发布过《纵鹰鹘诏》《放鹰犬诏》,命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宋代文人所做放生池的碑记和专门讨论放生的文章,收录在《全宋文》中的就有20多篇,可见当时放生活动的普及。当时大都认为采捕禽类有违物性,应当体现“仁”意,使万物熙宁。据彭乘《续墨客挥犀》载,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性不杀,至金陵,每得生龟,多放池中。宋诗人陈与义在其《放鱼赋》中,记载自己见有人竭泽而渔,就出钱买下,放水救之。

对这种放生行为,宋代诗人、作家自然是十分推崇的。北宋诗人邵雍能写《放小鱼》一诗:“纤鳞不足留,此失一生休。放尔江湖去,宽渠鼎镬忧。更宜深避网,慎勿误吞钩。天下多庖者,无令落庶羞。”诗中可以看出,诗人把鱼放入江湖,还不忘叮嘱避开鱼网和鱼钩,其情殷殷,可圈可点。诗人主动释放保护它们,体现了对自由生命的尊重和爱护。

除了放生外,宋朝廷对于外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能拒收的尽量拒收;不能拒收的,就送到皇家园林——玉津园养起来。这都源于宋朝廷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引导和重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四月,宋真宗“诏以诸国所贡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外苑即玉津园。因此,玉津园成为最早的官办动物园。在宋朝杨侃《皇畿赋》中记载了玉津园里的珍禽异兽种类:“则有麒麟含仁,驺虞知义,神羊一角之祥,灵犀三蹄之瑞;狻猊来于天竺,驯象贡于交趾;孔雀翡翠,白鹇素雉,怀笼暮归,呼侣晓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纪也。”根据这个记载可知,玉津园里养的动物有狮子、老虎、神羊、印度犀牛、交趾驯象、狻猊、白驼、孔雀、白鹇等,其中大象就有几十头。玉津园每年春天对全民开放,供人们赏春踏青、观赏奇异动物,这也发挥了野生动物的作用。

由于宋代政府的倡导和法律法规的保护,一些地方出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喜局面。宋诗人张镃写的《命鹿》诗就是最好的体现:“双鹿林泉友,新居后我成。角低方长旺,斑嫩未分明。濯濯菰塘晚,呦呦草径晴。仙畴吾种玉,汝辈耦而耕。”诗中写到,诗人与一对来自自然界的鹿成了朋友,表达了诗人与之共居田园的美好景象。这是多么和谐美好的画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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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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